<![CDATA[风花飞海]]>

<![CDATA[风花飞海]]> http://051923.blog.163.com zh-CN Thu, 28 Aug 2008 05:05:28 +0800 Thu, 28 Aug 2008 05:05:28 +0800 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 120 <![CDATA[风花飞海]]> http://ava.blog.163.com/photo/Jwz0e0UajXq9QPLGI61TIg==/4530058275181373027.jpg http://051923.blog.163.com <![CDATA[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引用]]]>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25636356

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

上海市警方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致6死4伤的闸北袭警案的案发原因：犯罪嫌疑人杨佳2007年10月短期来沪期间，因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北时被闸北警方盘查，在警局接受6个小时的讯问后，警方判定杨佳的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此后，心生不满的杨佳多次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提出相关赔偿要求无果，直至惨案发生。

被拘后要求律师到场

谢有明是闸北区名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亦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律师事务所离闸北政法大楼只有5分钟的车程。

7月1日上午10点40分，在医院看病的谢有明接到闸北检察院的电话，让他迅速赶到政法大楼。11点左右，谢有明开车到政法大楼门前，看到密布的警察和警戒线——“出大事了”。

在闸北公安分局二楼的特别审讯室外，谢有明被简单告知了上午发生的袭警案件，叫他来，是因为嫌疑人杨佳拒绝接受警方审问，要求要有律师到场。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嫌疑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即在看守所里才能见律师，或者要在第一次讯问结束后。警方和检察院当场商量后，认为刚才杨佳拒绝回答的那次已经可以算作第一次讯问。

质疑律师身份查看证件

对于应该嫌疑人和律师单独会见的规定，杨佳却表示不在意有警方在场。由于刑事案件必须两名律师在场，谢有明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同事谢晋。

做了20年律师的谢有明对杨佳的法律意识感到惊讶。由于杨佳对谢有明身份的质疑，双方见面后第一件事，是谢有明二人将自己的律师证一页一页翻给杨佳看。

杨佳紧接着连续抛出问题：谢有明是从事哪方面的律师？律师服务费多少钱？为什么可以免费？法律上规定他有哪些权利？

在民警采集杨佳手上所沾血样时，杨佳赶紧问谢有明，这样做可不可以。在谈话过程中，有记者进来拍照，杨佳又中止谈话，询问律师是否有权利不让记者拍。

否认自己有精神病史

为了稳定杨佳情绪，谢有明和民警都没有告诉他袭警案的死伤情况，民警在一旁也没有过多参与两人的对话。谢有明和杨佳谈了两个小时，感觉杨非常平静，叙述事情很流畅，也没有感情上的波动，似乎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只有谈到他的母亲很早就和他父亲离异，一个人很辛苦把他拉扯大，是个很普通很底层的退休女职工时，杨佳才有些动容”。谢有明说，杨佳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说父亲对他很好，只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谢有明曾委婉地询问杨佳是否有精神病史，杨佳很坚决地否认，同时表示很清楚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杨佳刻意回避自己的袭警过程，只是说来分局“看看”；而那把剔骨刀，他说是在21楼捡到的。

最后结束谈话时，谢有明问杨佳是否有要求。杨佳思考了好一会儿，委托谢有明打电话通知他的母亲，并留下了自家的电话号码。

■链接

谣传杨佳遭打残者被抓

在昨天上海市公安局就闸北袭警案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称，网上流传的闸北袭警案犯罪嫌疑人杨佳遭警察殴打致残是谣传，发帖人郏啸寅已经于昨天凌晨在苏州被抓获。

朱影在接受记者提问时称，在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不久，网上就流传，犯罪嫌疑人杨佳因遭民警殴打导致丧失生育能力才伺机报复。经警方调查，这一传闻并不属实。昨天凌晨，经过上海警方的侦查，并在江苏警方的协助下，编制此消息的郏啸寅被警方在苏州抓获。

郏啸寅为苏州人，据交待，他在网上看到闸北袭警案的报道后，为扩大自身在网上的影响，故意编撰了所谓“杨佳在被闸北分局留置盘查中遭殴打，致使其生殖器受损，无法生育，故而报复杀人”的谣言，从而引发了网上的大范围传播。

原因调查

上海旅游遭遇盘查

据调查，杨佳生于1980年8月27日，12岁时父母离异。杨佳在中专学的是财会专业，但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至今未婚。杨佳是一名登山爱好者，业余时间除了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走走看看之外，还不时去郊外登山，在家则喜欢看书和上网。

慧忠里的邻居们称母子俩脾气不好，总是和邻居发生冲突，杨佳在母亲与人争吵时不分青红皂白总是维护母亲，还屡次有暴力行为。

去年十一期间，杨佳在上海旅游，他花50元租用了一辆自行车。10月5日晚8点半左右，杨佳骑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和普善路口时，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的一名巡逻民警正在此设卡检查，因发现该车无牌照，便让杨停车接受检查，发现这辆自行车还没有钢印。

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愿意将自行车的来源证明提供给民警。其间，杨佳始终骑在自行车上与民警争执，持续近40分钟，引来大量路人围观。当晚9点10分左右，民警将杨佳就近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自称派出所内被打

杨佳在接受审讯时称，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后，他与民警继续争执引发冲突，有七八名警察对他有推搡、殴打的情况，杨佳打110报警。

袭警案发生后，芷江西路派出所拒绝了记者的多次采访要求，不愿透露去年10月5日晚在派出所内发生的情况。上海警方的通报称，当晚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接杨佳投诉后，派员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证实没有人对他有人身侵犯。警方对杨佳进行劝说疏导，一直到晚上10点，杨佳的情绪基本平静。

晚10点15分，杨佳接受警方的正常问询笔录，笔录11点结束。民警笔录期间向租车公司核实，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系租用后，对杨佳予以放行。整个盘查工作于10月6日凌晨2点结束，因为购买了第二天上午8点回京的火车票，杨佳在派出所的长凳上躺了一夜，醒来后直接去火车站乘车返京。

上海警方称，这些调查都有录音和派出所内的监控录像作为证据。

屡次投诉要求赔偿

回京后，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认为自己不该受到盘查，且遭到警方殴打，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当时电话费1万元的要求。

上海公安督察部门称，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警方还曾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两次赴京，对杨佳母子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未达成和解。据杨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录音重现

拒绝临检与警察争执

由于上海市要求民警外出执法时必须全程录音，昨天，上海市公安局向记者提供了部分录音片段，约4分钟左右，证实2007年10月5日晚，杨佳和执勤警察在街头发生争执——

在一段嘈杂的喇叭声后，开始了带着上海口音的中年男子（民警）声音与操京腔的年轻男子（杨佳）声音的对话。

民警：小伙子，请你停车接受检查！

杨佳：马路上这么多人，为什么你单单挑我？

民警：我们一个个来，请你下车接受警方的调查，出示你的自行车凭证。

杨佳：这车我租的。

民警：请拿租车凭证交给我，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

杨佳：你看不见执什么法啊？

民警：请你把车子靠靠边！

杨佳：你这个执法为什么查我？

民警：那你有没有义务告诉你叫什么名字？

杨佳：你有什么理由耽误我的时间？

民警：大家相互尊重点吧！

杨佳：你不要说什么叫尊重！尊重什么？

民警：在法律的前提下，请你配合检查！

杨佳：法律有哪一条规定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民警：那你有没有义务告诉我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杨佳：没有。

民警：你有没有义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杨佳：你没有理由占用我的时间。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

民警：这叫相互尊重。

杨佳：你不要说这个。你别说什么相互尊重，什么叫相互尊重，尊重什么？

民警：在法律的前提下……

杨佳：法律？什么叫法律？你还敢跟我说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民警：你不要吵。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说，你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可以……

杨佳：你当然有不对，你看那，1342，你给我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都不拦，就拦住我一个。你也没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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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有罪推理论害人终于害到自己，我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别人就是等于要别人也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自己，是谁造就今天的杨佳，即使杨佳罪孽该死，但是该死的又还有谁？下一个“杨佳”又会是谁？会在什么地方出现？遭遇生死离别的家庭又会是谁？

]]>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25636356 1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25636356 Mon, 14 Jul 2008 14:56:36 +0800 2008-08-05T08:04:06+08:00 <![CDATA[[毛泽东思想]论十大关系]]>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10101928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发展什么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种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渐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的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照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适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向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稳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都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了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说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了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10101928 0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10101928 Mon, 14 Jul 2008 10:10:19 +0800 2008-07-14T10:18:14+08:00 <![CDATA[[毛泽东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94553847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 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 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民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 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 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 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 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造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 ，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 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拆，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 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 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 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元。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 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 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 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 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适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 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 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 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 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 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 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 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 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 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 美国给我们没有? 英国给我们没有? 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注：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94553847 0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494553847 Mon, 14 Jul 2008 09:45:53 +0800 2008-07-14T09:45:53+08:00 <![CDATA[11个笑话让你领悟人生 ]]>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265534545

1．父子二人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进口轿车。儿子不屑地对他的父亲说："坐这种车的人，肚子里一定没有学问！"父亲则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一定没有钱！"

你对事情的看法，是不是也反映出你内心真正的态度？

2．晚饭后，母亲和女儿一块儿洗碗盘，父亲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厨房里传来打破盘子的响声，然后一片沉寂。儿子望着他父亲，说道："一定是妈妈打破的。""你怎么知道？""她没有骂人。"

　我们习惯以不同的标准来看人看己，以致往往是责人以严，待己以宽。

3．有两个台湾观光团到伊豆半岛旅游，路况很坏，到处都是坑洞。一位导游连声说路面简直像麻子一样。而另一个导游却诗意盎然地对游客说："我们现在走的正是赫赫有名的伊豆迷人酒窝大道。"

虽是同样的情况，然而不同的意念，就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思想是何等奇妙的事，如何去想，决定权在你。

4．同样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将来的志愿同是当小丑。中国老师斥之为："胸无大志，孺子不可教也！"外国老师则会说："愿你把欢笑带给全世界！"

　身为长辈的我们，不但要求多于鼓励，更以狭窄界定了成功的定义。

5．妻子正在厨房炒菜。丈夫在她旁边一直唠叨不停："慢些、小心！火太大了。赶快把鱼翻过来、油放太多了！"妻子脱口而出："我懂得怎样炒菜。"丈夫平静地答道："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在开车时，你在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如何......"

　学会体谅他人并不困难，只要你愿意认真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

6．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沿着下坡路快速前进着，有一个人在后面紧紧追赶着这辆车子。一个乘客从车窗中伸出头来对追车子的人说："老兄！算啦，你追不上的！""我必须追上它，"这人气喘吁吁地说："我是这辆车的司机！"

　有些人必须非常认真努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后果就十分悲惨了！然而也正因为必须全力以赴，潜在的本能和不为人知的特质终将充分展现出来。

7．甲："新搬来的邻居好可恶，昨天晚上三更半夜跑来猛按我家的门铃。"乙："的确可恶！你有没有马上报警？"甲："没有。我当他们是疯子，继续吹我的小喇叭。"

　事出必有因，如果能先看到自己的不是，答案就会不一样。

8．张三在山间小路开车，正当他悠哉地欣赏美丽风景时，突然迎面开来的货车司机摇下窗户大喊一声："猪！"张三越想越气，也摇下车窗大骂："你才是猪！"刚骂完，他便迎头撞上一群过马路的猪。

　不要错误地诠释别人的好意，那只会让自己吃亏，并且使别人受辱。

9．小男孩问爸爸："是不是做父亲的总比做儿子的知道得多？"爸爸回答："当然啦！""电灯是谁发明的？""爱迪生。""那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有发明电灯？"

　权威往往只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空壳子，尤其在现今这个多元开放的时代。

10．小明洗澡时不小心吞下一小块肥皂，他的妈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家庭医生求助。医生说："我现在还有几个病人在，可能要半小时后才能赶过去。"小明妈妈说：" 在你来之前，我该做什么？"医生说："给小明喝一杯白开水，然后用力跳一跳，你就可以让小明用嘴巴吹泡泡消磨时间了。"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何不坦然自在地面对。担心不如宽心，穷紧张不如穷开心。

11．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钥匙来了，他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大锁就"啪"地一声打开了。

　每个人的心，都像上了锁的大门，任你再粗的铁棒也撬不开。惟有关怀，才能把自己变成一把细腻的钥匙，进入别人的心中。

]]>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265534545 0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265534545 Sat, 12 Jul 2008 18:55:34 +0800 2008-07-18T16:33:20+08:00 <![CDATA[[转贴]灵魂缺失的中国]]>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023857131

灵魂缺失的中国

赵大可（加拿大）

关键词：民族精神儒家文化毛泽东资本主义西化汶川地震范跑跑

本文旨在探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精神联结;“范跑跑” 、茅氏”愚蠢论”的社会意义;灵魂缺失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局和走向

一、引言：放魔鬼出笼

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震出了一个“范跑跑”。地震发生时，中学教师范美忠甩下学生径自第一个逃生，被人称作“范跑跑”。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展示的是人性弱点，不能算作美德。懦夫虽招人鄙视，但也能博得几分同情，也因此成为古今中外的讽刺喜剧所偏爱的角儿。假如范美忠就此打住，他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然而，范由媒体追捧而名声鹊起，得力于他逃生之后宣扬的“先跑学说”。范认为，灾难来了，人应当自顾自，“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他认为谭千秋老师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算不上美德。他声称要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要批判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制造了伪君子、伪圣人，而他实话实说，是“诚实”的，不怕丑。否认舍己为人是美德，否认极端自私自利是丑行，范跑跑的自我辩白首先需要完成对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颠覆。

无独有偶。中国某大学教授茅于轼也宣扬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听起来是道德高尚的，其实是欺骗性的。”范、茅等人的言论在时下的中国社会居然不乏唱和，诸如“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个人的生命高于公德”、“国家、道德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这些人物及其言论在事关救助他人，事关为人、为国、为公上，无不展示出怯懦和冷漠，但在主张自私、利己、为我，在挑战中国社会道德、中华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上则都血脉贲张，勇气十足，一副“斗士”摸样。这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三十年下来，“资本主义的草”已经培育成丛林，而“社会主义的苗”已经转基因嫁接到资本主义藤上。在经济领域，本土资本携手西方资本攻城掠地，羽翼日益丰满；在政治领域，资本及其附庸积极谋求与其经济力量相当的政治权利，呼吁政改以利参政甚而当政的声浪日益高涨。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嘶喊着登上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魔鬼自然出笼。

二、三次文化颠覆浪潮

近百年间，中国社会风潮迭起，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的全面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次是五四，一次是文革。五四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参照物，全面批判与否定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中共建政后，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持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在文革中臻于极致。

批判与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始于毛之后的“改革开放”，盛于“接轨”，参照物依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范、茅们虽在拾人牙慧，但打着“人权” 、“自由” 、“民主”的西式招牌，肆无忌惮地公然鼓吹、标榜、叫卖极端利己主义以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和儒家文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产物。这些，应属于全方位批判和否定中国既往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的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不过，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所引领的方向同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潮，旨在摧毁蕴藏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任何抗拒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免疫机制。它本能地无可置辩地确认中国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同西方资本主义无法兼容，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它立意颠覆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体系，矛头指向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观，旨在切割当代中国人同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系，从而摧毁既存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截至满清王朝崩溃，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为中国人提供行为规范，为中国社会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主导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经由一代代士大夫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倡导、践行，经由王权推助，散播输灌到民间，又为一代代民众所践行。一代代的中国人反过来又以其道德实践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中国人是何德性、何种形象、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作为？需要首先解说什么是儒家文化，尽管也需要解说道家、法家、释家等。因此，对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褒贬评价，直接涉及对两千五百年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褒贬评价，也涉及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位。

那么，儒家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塑造出了什么类型的中国人？儒家文化与经受儒家教化的一代代中国人的人生实践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何在？什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儒家文化精神

古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周公即“制礼作乐”，主张“敬德保民”，以礼治天下；之后，孔子曰“仁”，孟子曰“义”，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纲常”，宋代程、朱倡导“理学”。这些学说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

儒家学说强调人自身的品格修炼，主张自修、自律、自省甚而自我牺牲以践行“仁义礼智” 、“礼义廉耻”等社会道德准则。就社会价值观说，儒家主张“先义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生死观说，主张“舍生取义”。砥砺修炼个人的品行操守，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达到了“必也圣乎”的理想境界，也是个体修齐治平的至高境界。人由关爱他人、关爱众人而融于家国天下，融于他所生活的社会，融入“青史”。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走出了一代代贤哲，一代代志士仁人。上古，屈原秉持强国济民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死殉国；汉代，苏武出使匈奴，遭羁押十九年，宁死而不“屈节辱命”；宋代范仲淹为官一方，追求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宋末元初，文天祥抵御异族入侵以死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林则徐禁毒而遭流放，矢志不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人为国为民，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言行一致，堂堂正正，求仁而得仁，正气浩然。这就是儒家文化陶冶的仁人君子，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数千年巍巍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精神长城。

无庸置疑，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也引导和影响着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格追求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中国民众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也滋养了影响了儒家文化精神。远在孔子出现一千五百多年前，远古传颂，大禹在外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公而忘私，受到中国老百姓的祭祀、崇敬，历四千年而不衰，至今中国不少地方仍有香火不绝的禹王庙，民众用以追念这位华夏先祖。中古传说，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精忠报国”。民族忧患之际，一位普通人家的母亲对儿子的刻骨铭心的叮嘱是：“国家事大，个人家庭事小，全心全意报国。”这，就是中国古代民众的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个人、家、国，一脉相联，但个人家国的关系在中国民间四千年来的传说中，受到崇尚的是“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人受到中国民众世世代代的崇敬与拥戴。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公而忘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和整个社会对这精神的崇敬，五千年来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社会道德传统，成为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历史来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质而言之，中国上下，数千年传承，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核心精神始终指向：一、崇高的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二、为国为民的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三、崇尚精神道德追求的公益性和现世性，即对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融入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并以之为终极追求。

在古代小农经济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同墨家“举公义，辟私怨” 、法家“无私”“背私” 、道家“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学说主张相互支持，相辅相成，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以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和高尚的道德内涵，使得中华民族精神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

四、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精神联结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危机重重，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继发生。儒家文化被认为禁锢思想，扼杀性灵，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致使中国落后挨打，因而受到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否定。为求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谭嗣同舍生赴死，认为舍生取义，“死得其所”。作为影响了五四文化思潮的作家，鲁迅斥孔孟之道为“吃人礼教”，无情批判儒家文化和专制势力。他坚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怒向刀丛觅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无情批判儒家文化的谭、鲁一代志士仁人所展现的人格追求和人生道德实践是：公而忘私，舍生取义，以身许国。耐人寻味的是，这正体现了儒家情怀，同儒家文化精神一脉相通，同数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通。

五四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文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则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同公有制经济形态相适应，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道德准则。毛泽东时代提倡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学习和培养“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提倡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就比泰山还重，反之就比鸿毛还轻。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小我融入大我，个人融入集体。“毫不利己”，个人的人格追求和人生实践就升华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专门利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追求就指向利他性的社会价值追求，即造福他人，造福人民。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洋溢着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和昂扬的理想主义光辉。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毛泽东时代文化鼓励人在极端菲薄的物质条件下克服一己之私，培养和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努力建设一个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繁荣昌盛的新型社会。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时代文化激励中国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建设中国，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短短二十七年，在经历了上百年内忧外患的社会废墟上，毛泽东时代文化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营造了以大公无私为荣自私自利为耻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环境，培养和造就了无数为国为民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人，造就了以雷锋、王杰等为代表的解放军战士，以焦裕禄以及唐山地震时坚持最后一个撤出矿井的贾邦友等为代表的干部，以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大庆人为代表的工人，以大寨人为代表的农民。

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被认为服务于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毛泽东时代文化则把有史以来的私有制社会制度颠倒过来，确立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同时也将儒家文化精神从小农经济私有制的社会条件的局限下解放出来，将“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基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使中华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看去泾渭分明而且曾经你死我活剧烈冲突的两种文化，实质上有着相通的精神，即崇尚精神道德追求，崇尚利国利民的社会价值追求，倡导人的精神道德追求融入集体性的社会价值追求之中。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而后者更有待于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时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精神联结。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是毛泽东时代文化的内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基础。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三十年来的非毛化，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已经在中华文化中扮演着文化基因的角色，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同美国新奥尔良飓风灾害时的美国公民社会相对照，中国四川汶川震灾时，千千万万中国人所展现出的舍己为人、乐于助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的精神，体现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儒家文化精神，是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五、儒家文化制造了伪君子？

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及伦理道德准则得到提倡和推广，指示着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受到社会认可、接受和追随。社会伦理道德准则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具有同一性和约束性，否则便失去公信力和可行性。人们在践行社会道德准则上的表现大略可分为：积极践行者、追随者、阳奉阴违者和反对者，通常又被称为仁人君子、伪君子和小人。积极践行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推崇，认可、追随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肯定，伪君子受到嘲讽，小人受到谴责。

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与毛泽东时代无数模范英雄人物是倡导和实践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表率，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民族优秀人物的社会道德实践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引导人们“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实践具有强大的社会道义力量，对任何逾越道德界限的企图、做法都产生压力和威慑力，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亡”。在社会道义力量足够强大，任何挑战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做法都将付出充分代价的情况下，认同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却又回避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义务，伪君子就出现了。伪君子是邪不压正的社会产物。伪君子的道德实践的特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毛泽东时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检讨，“永不翻案”，但后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永不翻案”成了伪君子的烙印。

伪君子也并非只是中国有。基督教宗教文化在欧洲国家占据文化统治地位达一两千年之久，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然而，倡导基督教教义的罗马天主教会从教皇到主教到神父纵欲犯罪，包括性侵犯男童、修女和已婚妇女，不绝于史书。即便在十世纪，基督教推行极端禁欲主义、宗教统治极端专制而被欧洲史学家称为“黑暗世纪的午夜”，教皇瑟各斯三世（Sergius III 904 - 911）养着情妇玛茹莎；玛茹莎的孙子后来成为教皇约翰十二世（John XII 955 - 963），“几乎无恶不作，性侵犯处女、寡妇，同其父的情妇姘居，使得教廷成了妓院。”1

罗马天主教会的性丑闻延续千年直到今天。2002-2003 年期间，美国、法国、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象瘟疫一样遍布欧美社会。受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委托而采写的《约翰?杰伊报告》（John Jay Report）披露，1950-2002期间，4392位美国天主教神父涉及性丑闻、性侵犯；美国天主教会先后为各教区神父的性侵犯案所付赔偿高达20亿美元。在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史密斯（Father Brendan Smyth）1945-1989期间曾强奸或性侵犯数百男童。宗教伪君子，作为欧洲基督教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已成为欧洲文学作品反复描述的对象。十八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中的神职人员答尔丢夫，比任何其他种类的伪君子更具知名度。数不清的神父成了伪君子，是基督教制造了伪君子，还是神父们不守信仰？还是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教会与神父都是伪君子？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西方的宗教领域，也出现在西方政治领域，1776年美国资产阶级的《独立宣言》布告天下说：“人人生而平等，具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但与此同时，以及此后上百年，美国人大肆屠杀印地安人，贩卖黑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直到1948年禁止华人移美，禁止华人赴美与家人团聚。美国社会迄今仍存在着种族主义。美国人是伪君子还是美国“人权“虚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此后从未停止对亚非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战争与殖民扩张，包括毫不迟疑地参与1840-1860年间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是伪君子，是真小人，还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团伙？

在西方经济领域，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之际，向世界声言要清除世行的“腐败”，但接着就被曝光利用职权为其女友违规加薪，现了原形，原来也是伪君子。

在西方新闻领域，西方媒体最近就中国西藏地区藏独暴乱蓄意炮制假新闻，攻击中国，被一一曝光，戳穿了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真实” 、“客观公正”的西洋镜。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是一伙伪君子。在当前国际社会道德环境下，伪君子也是邪不压正的产物。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 、“道德” ，被认为制造了一批“伪君子”；毛泽东时代文化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认为“愚蠢” 、“欺骗”。美国社会强调法治，被认为是法制最完备的社会，但美国也是世界上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中杀人犯罪率最高的国家。是诸如此类的美国人没有遵守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制造了犯罪？

道德无法使人人有德，正象法律不能让人人守法，哪怕是“一夜美国人”所鼓吹的美国法。然而，人类社会需要为公为人的道德精神追求，正象需要公正的法律。没有为公为人的道德精神追求的社会，只能将人们再次送回丛林世界，而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则是丛林世界的行为准则。

六、“诚实的”小人

伪君子变成“诚实的”小人，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变化有关。小人敢于亮相挂牌作为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的旗帜鲜明、立场鲜明的反对者，而又无须顾忌或者无须承担逾越社会道德界限的风险，那多半意味着“千夫所指”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有了缺口，原有的社会道义力量已经衰落不足以对反对者构成道义威慑，或者既存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开始翻转或者倾复。在这个意义上说，“诚实的”小人是正不压邪的社会产物。

“诚实的”小人，或者反对者，同依然认同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的其他社会成员已不再处于同一社会，而是自外于“这一”社会，成为“社会异己份子”。真小人不再认同“我们”，而是宣称“你有你们的准则，我有我们的准则”。真小人拒绝使用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仍在继续使用的社会道德准则，而用另外一套准则武装自己以批评或攻击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例如，用“美国制造” 、“欧洲制造”攻击“中国制造”。同一社会于是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评价标准，社会道德和规范的同一性遭到破坏。人可以各行其是，社会由此分裂，斗争交锋也由此开始。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认为“先公后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美德，而范、茅们则认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 、连爹妈也不顾的极端利己主义是“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认为“精忠报国” 、为国为民、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是美德，而范、茅们或“一夜美国人” 却“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在他们眼里，爱美国才是德，“上帝保佑”他们的美国；中国人爱国有罪，是“爱国贼”，需要他们的上帝及其仆从们 “救赎中国”。颠倒黑白，因为颠倒了立场；出卖自我之后，再出卖祖国。一个爹娘不认、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认的人，做梦都想成为美国人的人，是不会同中国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的，是不会认同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怎么能够期望这类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既然没有共同的立场、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没有共同认可的道理，无理可喻。“缺德”与“无耻”对范美忠们已经不再构成道德压力，因为他们所攻击的正是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道德准则，使用的是“他们的美国准则”，诸如， “人权” 、“自由” 、“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等。所以范美忠不怕丑，放言“即使有人如岳不群一般地道德完美大义凛然也吓不倒我”；所以，中国的“自由派”们或“一夜美国人”们为跪下的秦桧申请站起来的“人权”，为日寇侵华及其南京大屠杀开脱罪责，为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中国叫好，质疑非难中国抗美援朝；所以，《河殇》们奉洋枪洋炮的西方文明为神明，贬抑和否定中华文明。

对中国一切既往文化包括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的丑化、批判和否定，对中国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丑化、批判和否定，是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正在展开的“伟业”。西方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挑战，目前正处于上行波段。茅、范等所鼓吹的西方极端利己主义社会思潮同中国亿万民众所秉持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交锋，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行为混乱的社会现状。

“范跑跑现象”，浮上表面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同儒家文化精神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精神的交锋；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看，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华文明精神的博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极端资本主义化倾向。

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过去三十年，邓主导下推行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促死而全面瓦解，私有经济经百般培育而疯长如日中天。史无前例的化公为私的改革及其所指引的路向，收买、腐蚀、败坏了共产党的执政队伍。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前腐后继，也终将葬送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资格。前苏联一夜之间坍塌，殷鉴不远。伴随着这一切而展开的对毛泽东时代文化的清算、丑化和否定，极端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奴颜婢膝的卖国媚外论调充斥了中国的舆论舞台。

邓主导的声称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改革，诸如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住房私有化、矿山资源开采私有化等，比当代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资本主义化。相比加拿大，加拿大的学校，除去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立，所有适龄青少年享有高中程度的免费教育；各省拥有各自的免费医疗制度；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消费加以必要的调剂，以维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这些被认为是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受到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欢迎。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改革可以同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美国的医疗制度媲美，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人生老病死是“自顾自”。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客们宁肯让穷人、普通人象富人一样去为自己的生老病死“负责”。美国的工薪族络绎不绝的到加拿大就药又被指控为违反医疗“法规”。“损有余而益不足”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千百万无法“自顾自”的美国人多少年来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关注“医疗保险问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2008年竞选许愿之一就是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往“互助组”和“合作社”方向改。这也正好同中国的医疗改革的方向相反。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在美国社会都不得不披着面纱示人，但在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可以光光鲜鲜招摇过市。

中国社会浮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暴发的资本大亨、贪官污吏声色犬马，为富不仁；下岗工人、打工仔辗转沟壑，自求多福。中国地产资本家王石的赈灾言论同美国资本家贝尔?盖茨的退休演说两相对照，明显见出中国新生代资本家青胜于蓝的“真小人”本相，理性冷血、自私无耻；而贝尔?盖茨呼吁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兼爱” 、“双赢”，充其量只能算个伪君子。损公肥私、为富不仁、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本来是王石、王益们巧取豪夺发家致富的准则。正是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王石、王益们的社会道德实践营造了中国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状。范美忠作为升斗小民本是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开口张扬的却是王石、王益们的话语。实质上，范氏的嘶喊所传递的，实在是一个升斗小民对中国极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现实的认知、接受、无奈和激愤的抗议。

中国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中国社会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逐利，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同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毛泽东时代文化所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价值观、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相对立的，是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儒家文化精神及其道德准则相对立的；是同数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相对立的。因此，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儒家文化、毛泽东时代文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荒诞的文化现象。自改革开放同“国际接轨”以来，被中国网民们称为“美国鹦鵡”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以及海外的各色黄白人物扮演了颠覆中国文化的杀手角色。他们一面别有用心、别出心裁地“戏说”编派中国历史，“戏说”编派中华民族英雄和民族人物；一面肉麻地开口西方、闭嘴洋人。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老百姓崇敬的人物，从大禹到岳飞到毛泽东，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他们的“质疑” 、丑化、攻击和否定；历史上为中华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从李白到李清照，无一例外地受到他们的恶意“关照” 、调侃、丑化、抹黑。他们极力丑化和否定儒家文化和儒家社会，极力丑化和否定毛泽东时代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很不幸，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半是由儒家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构成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文化大半是由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构成的。否定了这些，剩下了什么？剩下了一副灵魂缺失的躯壳。这些“自由人士”说，中国文化都是垃圾，有史以来的中国人都丑陋。他们眼里盯的、嘴上喊的都是洋大人。这是一伙丧失了文化家园的丧家犬，转身投靠跟随洋人，成了断了脊梁骨的乏走狗。因此，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预示的是西式文化殖民地和精神洋奴的未来。

八、灵魂缺失的中国走向何方？

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是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渐进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日益深入的文化颠覆过程。选择和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拒绝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似乎是天方夜谭。成千上万的执政党及政府的大小官员不怕掉头前腐后继，地产大亨与升斗小民一起呼唤极端利己主义等，在在表明了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的成效。然而，中国民众及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中的行为却也昭示，中华民族精神仍在。因此，包括极端利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同中华民族精神的冲突、交锋和博弈也势所难免。

一百年来，频频发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浪潮，都是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夹击下诱发的，都影响了或试图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弈，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选择，实质上也是选择一种人际关系模式，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果认为这可以是一种自主选择，那无疑是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无疑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水银泻地般的渗透腐蚀力量。如果认为极端利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同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区别表明，人们的自主选择是可以影响社会面貌的。

然而，不加批判地回复儒家文化是不可取的。儒家文化中菁华与糟粕并存，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互见。明清之际对儒家文化极度推崇予以道学化导致五四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剧烈摇摆。淘汰儒家文化中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坚持弘扬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实践对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批判和否定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等级观念等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倡导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质上坚持和弘扬了儒家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但在社会舆论导向和道德实践中 “斗私批修，灵魂出窍”，把思想认识问题和道德教育问题政治化，同儒学道学化一样，在同一方向上趋于极端。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依然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索和追求的理想。

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儒家文化已经遭遇过洋枪洋炮下“秀才遇见兵“的经历，有过落后挨打以身饲虎的经历。中国直到有了毛泽东的旗帜，才有了胜利的进步的旗帜。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已经而且仍然在受到攻击和否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诱导和围剿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坚持和弘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听来也将是天方夜谭。

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提示当代中国人所思考的道德准则问题是：你是谁？你希望是谁？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提示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是资本主义改造中国和中国文化？还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改造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将重新发现社会主义？

中国贵州近日发生的瓮安事件警示中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008，07，06

1. Tom Stewart，Sex Scandal in the Catholic Church ，What Saith the Scripture http://www.whatsaiththescripture.com/Fellowship/Edit_Sex.Scandal.Catholic.html

]]>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023857131 0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023857131 Thu, 10 Jul 2008 14:38:57 +0800 2008-07-10T17:48:51+08:00 <![CDATA[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深翻》　]]> http://051923.blog.163.com/blog/static/1056888200861011552647

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　　　　

——读韩丁《深翻》述评之一：农业集体化　　　　

范正美　　　　

最近，好友徐海亮同志给我寄来了他参加翻译的、美国著名作家威廉·韩丁的《深翻》中文版。这是韩丁继《翻身》之后，于1971年，用七个月的时间，再度访问中国，又回张庄，同张庄人民一起生活，通过亲身参加当时农村的整风、学大寨、和走访群众、干部，所收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和历史资料，又经过多年写作，多次重访张庄核实记录资料，完成的一部反映山西农村从合作化到文革中期社会变革的纪实文学鸿篇巨制，计49个印张，近74万余字。于1983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2008年5月由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